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个一晚上没睡着的父亲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摩托又跑去了高陵县。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年轻 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 月13日。
在那之后，他们去了高陵县公安局。随后，刘小威也从西安赶过来，接走了哥哥。在离开之前，刘小威转过身 ，向何智民深深地鞠了一躬。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 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 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 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刘小平半张着嘴，怔怔地看着他，积聚着黑色泥尘的眼角渗出了一点泪水：“兄弟，哥被人打惨 了……”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 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 娃……”
何智民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半个月前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会讲得颠三倒四。讲话被打断时，他 会突然想不起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
旁边的三轮车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说了，他叫何文。”
“没事讲这些干啥！”大儿子何安康在一旁打断了他。
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骑着自己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穿梭在县城间的小路上。“人家不管，我们自己还是要 找嘛。”
刘小平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所有东西之后，高兴地告诉何智民，自己“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面了”。他甚至坚 持要把身上的6角钱塞给老汉。在何老汉拒绝后，刘小平站起身来一拍桌子：“走，我给你作证去！何文就在砖窑 上干活。”
在这次的事情之后，何老汉的照片被登在了《华商报》的头版上。那一天，在何老汉卖菜的市场里，这份报纸 卖得特别快。每个菜贩子见了他都笑呵呵地问：“听说你把娃找到了？”
“其实他当时本来有机会当兵的。”讲到高兴的时候，何老汉兴冲冲地讲了一句。但很快，他眼中的神色又黯 淡下去：“可惜被人顶掉了。在那之后，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可如今，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刘小平，连独立行走都没有办法了。
这时，刘小平的弟弟刘小威还在西安的学校里。今年年初，父母和他们兄妹3个刚刚搬到西安南郊的东三爻村 ，在那里租房，并且开了间小诊所维系生计。当这个西安体育大学的大四学生正为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时，突然接 到了村口小卖部老板打来的电话，通知他尽快联系镇政府，因为已经失踪了10个月的哥哥“可能找 到了”。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 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 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挂掉电话，何安康马上打给父亲。何智民抱着手机激动地告诉老伴儿：“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 ！是何文！”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 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 ，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 压平。
刘小平的描述和现场的情况完全一致，他还认出了自己曾经住过的“中间第三个房子”，因为门口有一条大狼 狗。他记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就是双手被铁链捆住，锁在那里面的一张钢板床上，工头“老方”也是在这里 ，随手抄起块砖头就砸向自己的脑袋。
报上也登了他的电话号码。当天一早，他一下子接到了五六十个来电。很多是陌生人打过来安慰他，一个延安 的报纸投递员在电话里粗声粗气地对他说：“老何啊，你放心，大家都在帮你找儿子！”
兄弟，哥被人打惨了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年纪大了，脑子不灵了。”晚辈们总会这样笑着逗他。
他偶尔也会担心，儿子会不会像刘小平那样被打得伤痕累累，或者会不会已经“不在”了。可大多数时候，这 个固执的老人根本“管不了这些”。
到了车斗旁边，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儿子”从车上搀下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细看看儿子倚在肩头 的脸庞，却突然发现，本来个子挺高的儿子，现在站在旁边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细看了看自己搀着的这个年轻人 ：“这不是我儿啊！”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 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 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 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 布的地图。
按照“三摩”车夫电话里的信息，何智民来到了土地局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煤灰的男人 蜷坐在一辆三摩的车斗里。他远远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车小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儿子与女友争吵后离家出走 父亲步行千里寻子
在家人的追问下，他讷讷地回忆起，今年的元宵节，他在村口玩的时候，一个女人走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砖 窑厂干活，管吃管住，一个月还给500元。因为想要工资，刘小平立刻乐呵呵地答应了，随后，他被工头“老方 ”带着，在高陵县的好几家砖窑厂轮流干活。
当天半夜，刚回到家的刘小平又被紧急送到了邻近的烧伤医院。根据医生的诊断，他的双手双腿多处皮肤重度 灼伤，被冻成灰黑色的左脚已经无法治疗，只能进行截肢。
但他也接到了另一种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何文就在我旁边出砖呢，给钱就放人。”而赎金的价格， 从1000元、2000元一路上涨，到了中午，一个人在电话里竟然开价10万元。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 。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 地询问着。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着慢慢变凉了。他再没听谁说起见过自己的儿子，而他在广为散发的 小卡片、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上所留的电话号码，更是从来没有人打来过。
他想把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送去县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对方能不能接管。可赶上星期六，不是没有人上班，就是 干脆进不了单位的大门。
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他努力安慰自己，“刘小平这孩子命大”，算是被救出来了。更何况，“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
在寒冬冰冷的空气里，他努力地计划着，等到儿子找回来，先给他做上一盘他最爱吃的饺子。在那之后，给他 说个媳妇，成个家，然后每天都让他跟着自己卖菜，让自己一手管着，“再也不让他离开”。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 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
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看：“还是不是啊！”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 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 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因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这位兴奋的父亲找来同村的外甥，让他开着车送自己去高陵，接儿 子回家。
可当他手忙脚乱地把眼前这个男人搀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却突然发现，这个五官 几乎被黑色污垢淹没的年轻人，“不是我的儿”。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 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 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 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问明白了这些，何智民给老伴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找到的的确不是自家的儿子。电话那头的老伴儿又哭了： “那咱娃还是没寻着啊。”
家里人都还记得，这个29岁的小伙子原本健康壮实的模样。他力气大，别家有什么活儿总爱叫他帮忙，他自 己也特别乐意去。等到农忙时节，他还能帮家里打麦子、背玉米、担大粪。一看到有特别累的体力活，他自己主动 就会做，而且还干得特别开心。
“要不就算了。”有人这样劝他。老汉知道，这话的背后还藏着半句：“反正也是个智障。”他只能固执地坚 持着，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把人当牲口一样卖,
手机窃听器怎么使用！”何老汉愤愤地说。
可关于儿子何文的事情他记得很多。他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重复着，自己的这个儿子挺“文”的，不是个厉害 人。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儿子高大、有力气，头脑清楚,
怎么破解qq密码，做事爽利，在家的时候会开四轮车、会帮哥哥装车，还能记住家里的电话号码，“就跟好人一个样 ”。
在陕西省三原县的家里，他的农田再没认真种过，去附近市场卖菜的活计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甚至，几个月 前就该拾掇干净的玉米棒子，现在还堆在房门口的台阶上。
晚上7点，刘小威赶到了高陵县公安局。当他走进门，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哥哥手脚溃烂、浑身散发着“腐烂的 味道”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停了一会儿，他扭身抹了抹眼泪，随后才转过来，说：“哥，咱们回家吧。 ”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 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 自己根本进不去。
他希望这一回，自己真的能找到儿子。
“自己娃没找到，倒给人家把娃找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汉有些自嘲地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没留给他多少时间 用来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骑着自己小小的三轮摩托车，踏上了寻子的路途。
他只想找自己的儿子。老人把儿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发。他还去商店里打印A4 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电线杆、厂房外墙上“不知道贴了多少张”。
他跑过去，把对方扶到自己的车上坐好，仔细地询问了一会儿，这才弄明白。这个年轻人叫刘小平，他曾经跟 何文在同一个砖窑一起干活。他告诉何老汉，在砖窑里的时候，他和何文约好，谁先逃出来就要通知对方的家人， 好把人救出去。昨天是因为“头脑不好”，被人一问，光记得何文，倒把自己的身份给忘了。
就在这个时候，希望却令他措手不及地降临了。
可一转过身，这个父亲马上又陷入了自责的情绪里：“这娃，是我大意了。”
何老汉自己也不愿意回想那些年的事情。他觉得，即便是现在这样子，儿子依旧“长得排场”， 也爱干净,
手机监听器交易，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前一年，家里甚至差点给他说成了媳妇，可惜对方答应了，何文自己却“眼光太高”， 看不上别人。
为了寻找儿子，这个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憨直老汉开始学着要多动两下脑筋。他把孙子的复读机放在随身的包 里，每次进砖窑找儿子之前，他都会用自己粗硬的手指按下那个小小的录音键，希望能在那一盘盘的旧磁带里，“ 留下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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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找到。”何智民也乐呵呵地笑着，“不过给人家把娃找到了。”
不管谁家的娃，找到了心里就是安慰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但窑里的工人们却说，何文的确来过这里，但是7月份的时候，老方领着手底下所有人都已经走 了。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 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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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更慌了神。他骑着车子，一路向清洁工打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在县城中心的“东方红”十字路口找到 了那个年轻人。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 三轮摩托车车夫。
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的何老汉只能决定，把年轻人留在原处，等着他的家人来找他。
第二天，在媒体和警方的帮助下，何智民联系上了年轻人的家人，那是一个同样为了丢失儿子而焦急万分的家 庭。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自行车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 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 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尽管，他那个名叫何文的“娃”已经是个35岁的中 年人，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
12月18日，正在泾阳县干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个“三摩”车夫的电话：“找到了，你兄弟在 高陵！”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 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汉和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 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从高陵回到西安，家人给这个失踪大半年的儿子做了两大碗面条，又炒了一碗米饭，才勉强让他吃饱。再晚些 ，刘小威想给他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这才发现，因为腿上伤口流出的血液和脓水，哥哥的裤子已经黏在身上脱 不掉了。家人们这才听他说起，在砖窑干活的那几个月里，只要工头觉得他稍有偷懒，就会拿刚烧好的滚烫的砖头 烙上他的皮肤。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工头给每个智障工人穿上鲜艳惹眼的衣服，并且威胁他，“敢乱跑就打断你的 腿。”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 ”，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 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 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他还记得何文喜欢下象棋、打麻将，甚至有一次，因为领着一伙人在家里玩得太久，被何老汉怒气冲冲地掀了 桌子。何文还喜欢看电视，就在失踪前不久，他用四处帮人干活挣来的工钱，给自己的小房间添了一台21寸的电 视机。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尽管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个脏兮兮的年轻人不是自己的儿子，可何智民再也舍不得把刘小平继续丢在路边了。想 了半天，他拨通了陕西本地媒体《华商报》的热线电话，告诉对方，自己找到了一个从砖窑里跑出来 的工人。
何老汉叹了口气：“没事，咱继续慢慢寻。”
这位老板以前私下里告诉过找上门来的何智民，旺季的时候，“这里曾经有11个娃”，当时砖头的销量好， 刚烧好的砖，还没冷却，工头就会强迫工人们从窑里往外搬，很多人的双手因此被烫得伤痕累累。而现在到了淡季 ，砖头卖不了那么多了，也要不了那么多工人，工头就会“把娃卖出去”，一个人卖一两千元。
何安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没弄错吧？”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 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 凑合着睡一觉。
挨了骂的何智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难道我眼花认错了，真把儿子给扔在路边了？”
到了晚上，折腾了一圈的老汉才一个人回到家。可已经准备好迎接儿子的老伴儿不干了。“你老了，憨了，还 是眼睛瞎了？”老伴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人家说是儿子，你咋不拉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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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 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肯定没错。他自己说的，叫何文，家里有人在开挖掘机。”对方在电话里说。
“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找回来。别的我都不会想。”12月25日，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何智民用浓重的 关中口音一字一句地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再小一些的时候，何文在周围是出了名的机灵。大媳妇儿嫁进来那会儿，全村人都叫他“金丝猴”。他会帮家 里干农活、翻麦子，而且“头脑灵得很”。何老汉最记得，有一次去粮站收粮，对方在秤上做手脚，自己还没发现 ，这个儿子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何智民不止一次想过报警，可无论是镇上的派出所还是县市的公安局，或者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因为“不属于 自己的辖区”，反正半年过去了，他连立案都没成功过。
前些天，他一度听到希望在敲门。12月18日，在一个三轮车夫的指引下，在邻近的高陵县，何智民见到了 一个满脸尘灰的男人，脏兮兮地蜷缩在三轮摩托的车斗里。他急急忙忙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
直到傍晚的时候离开砖窑，何智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他本来希望刘小平能再想起些什么，可这个满身 疮疤的年轻人已经不记得其他的事情了。他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砖厂的。他只记得自己坐上了一辆小车 ，随后又被丢到了路边。有人猜测，他是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才被扔出来的。
自始至终，这个全身脏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何老汉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就慌了 ：“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甚至还想过带着相机去偷拍，不过转念再一想，又怕对方发现了，“对我儿不利”。
我给你作证去！他就在砖窑上干活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 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 口音嘟囔着。
目前，治疗和手术所需的8万余元费用，全家人四处拼拼凑凑，也只能勉强凑出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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